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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需要一场迪拜式的思维革命


2018-07-13 00:05:41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本文选自李琳之先生新著《山西笔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山西需要一场迪拜式的思维革命

文/李琳之

雄心、胆略、魄力、格局、胸怀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够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而迪拜之所以成为迪拜不仅在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还在于他们更拥有了那种“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最”的勃勃野心。把迪拜和山西放在一起相比,不客气地说,迪拜就像是一个站在地球之巅俯瞰全世界的富豪巨贾,而山西呢,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啦吧唧的深山老农。不但长得像,骨子里的思维模式更像。

——写在前面的话

25年前即1992年,我读研二时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山西人》。那时候,山西的经济已经是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滑到了倒数,与贵州为伍的位置。我以为我很开放,便历数山西人的保守和落后,并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山西人保守和落后思想产生的根源。文章刊出后,在山西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山西青年》为此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讨论。山西长城广播电台也在开播的当天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主持人还通过热线和听众互动,就《山西人》所反映的这些问题进行热议。

我当时以为,我既然能够指出山西人这些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我自己应该是克服了这些毛病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认识到,我错了——一个人渗透到骨子里的保守小气,不是说你意识到了就能轻易克服掉的。

研究生毕业后两年,我主编了一本书,叫《一舌定乾坤》,就当时的图书市场行情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不论是出版社还是那些自由出版人,都对此赞不绝口。那时,我刚进入图书出版这个行业,手头比较拮据,于是,为了省钱,我就自己开始设计封面——我自己其实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我只是根据我当《高新技术经济信息》杂志主编时看美编设计所积累的一点经验在做。

封面设计出来,自我感觉不错,我又让身边的几个朋友看,也都说还可以。那一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是在石家庄召开的。由于书还没有印出来,我就拿着这个封面和也是我自行设计的一张海报前去参会。

会上碰见了一个相识的广州朋友,他一看见这个封面,就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你这弄的是啥呀!一个很好的选题让你给糟蹋了。你看看你这个封面和海报,上下都是黑乎乎的一片,毫无美感可言,给人一种不上档次的感觉。还一舌定乾坤呢,我看就是一笔毁乾坤!”

我不服气,反驳道:“我以全黑做底色,那是为了在五颜六色的封面中能跳出来啊。读者一下看到了,他认可这本书,封面的问题不就退而居其次了吗?”

朋友苦笑着说:“老弟,你们山西人都很聪明,可惜都太抠,总是在凑合,舍不得投资。这些专业的东西就需要专业的人去弄才对,看你这不伦不类的!人家是注意到了,但封面都如此不上档次,他敢相信你的编校质量吗?敢相信你的印刷质量吗?这书要是给了我,我起码发行量在10万册以上。但就你现在这个封面,我敢肯定你超不过10000册。”

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话有道理,可我也并没有打算按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一是我的10000个封面都印出来了,我舍不得这几千块钱。另外,找专业公司设计,也还得几千块钱。这一折一返,上万元就打了水漂——那可是我的全部本钱!二是,当时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从责编到部主任,再到总编,都已经签过字了。推倒重来,那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没有接受这个朋友的建议,还是用原来的封面做出了这本书。不幸的是,最后的结果还真应了他的预言:这本书印了10000册,只发出去7000册,而后来因为封面和印刷质量等问题又陆陆续续地退回来两三千册。

从编书到出版、发行,折腾了一年之久,原地打了一个转,转成个负数。幸好,还算没有赔太多钱。

这个教训是惨痛的,我由此认识到,不管自己多么高调地批判山西人,自己的血液里流的还是山西人的血。这就好像一个人不借用外力,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显得愚蠢而又可笑。我那时年轻活泼,文化程度也不算低,又走南闯北好几年,尚且如此保守,再想想那些千百万足不出户的山西老乡,让他们走向开放,谈何容易!

毋庸讳言,山西人封建、保守、落后、小气的农民意识,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是一以贯之的。其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创新,即便有了创新,也会因为借口没钱而把“高大上”的创意糟蹋成“低小下”的不入流产品。因为没有包装,没有提升,没有更新换代,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最后就都被淘汰了。

上世纪80年代,山西也曾经有一批蜚声国内外的名牌产品,诸如华杰电子表、春笋牌电视机、海棠牌洗衣机、环球牌自行车、太行牌缝纫机、“补王”龟龄集、妇科圣药定坤丹,等等,但如今他们都去哪里了呢?

前些日子,我被邀请去参加山西文博会,就我的新书《祖先,祖先》和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王杰瑜教授做一个对话。文博会本来是山西各地文博产品交流、交易的一个盛会,应该搞得隆重而又有规模和档次,成为山西各地对内、对外展示自己产品和形象的一个最佳窗口。遗憾的是,很难说这届文博会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相反,还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抱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规划不到位。众多的顾客兴致勃勃地驾车而来,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停车位,又不得不满怀失望地驾车而走;二是组委会外对顾客,内对工作人员,一律都收取20元的一张门票,甚至对我们这些被邀请来的嘉宾,也不例外。他们看到的好像就是这区区20元钱,把所有的情怀、关爱和来自普通民众无形的、未来可能的巨大收益通通拒之门外了;三是整个内部环境的摆布就像个乱哄哄的集贸市场,别说演讲厅里听众听不清楚,就是两个人对面站着说话也听不明白。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设区不合理。唱的、跳的、演讲的、卖货的、谈判的,统统都搁在一个大厅里了。我在那场对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眼光太窄,格局太小,光想着眼前和局部一点小利益,缺乏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胸怀和思路……我提出打造山西龙头旅游产品,打造世界级的‘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构想,一是怕没有领导理会,二是怕某些领导理会了,却用山西人的思路糟蹋了这个美好的设想。”

我的这些顾虑绝不是杞人忧天。

山西省委省政府最近提出了打造山西旅游“新三板”的战略规划。所谓“新三板”是相对于“旧三块”的晋北佛教文化旅游区、晋中晋商文化旅游区和晋南根祖文化旅游区来说的,具体是打造太行、黄河、长城三大旅游品牌,构建山西旅游发展的大格局升级版。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三大板块的打造,实现山西旅游的转型升级,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打造旅游新高地,实现板块隆升、强势崛起。”不能不说,这个战略的提出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仅是对山西原有的“旧三块”旅游格局的重新整合和升华,更是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山西经济转型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却让人看到了山西人传统思维的影子。这个规划做得似乎是面面俱到,但唯独缺一个可以带动全省,甚至只是可以带动某一地域旅游经济的超大型龙头景区规划。具体说,就是主次不分,层次不清,没有重点,缺少灵魂。还有一点是,缺乏全球视野和天下情怀。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去思考、去布局,人们从中感觉到的,好像就是为旅游而做旅游,就是为了吸引附近的几个人过来转转而已。里边没有规划或者说没有提炼出具有世界级意义的文化主题,更没有能够震撼世界的主题宣传口号。

事实上,山西还真不缺世界级意义的文化主题。众所周知,山西是华夏文明、是“中国”的源头,这不但有无数的人文遗迹、遗址,纷纷扰扰的民间习俗、传说,车载斗量的文献记载,还有现代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我在《祖先,祖先》(李琳之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系统梳理。另外,2017年12月上旬,考古学家何驽等研究的《陶寺:“中国”和“中原”的肇端》科研项目获得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 这是中国考古在本届论坛所有9个奖项中获得的唯一一项 )就是明证,这意味着陶寺遗址作为原初“中国”诞生地不仅仅是得到了我们中国考古学家的承认,也已经得到了世界考古界的承认。何况陶寺遗址在稍前时候还进入了国家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呢!

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世界级文化意义的宝贵战略资源,而是抱着金饭碗在四处乞讨。

由此,我想到了迪拜。

2017年 11 月下旬,我作为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东考察团的一员,随团在迪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和学习。

人所尽知,迪拜是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阿拉伯“国家”,按理说应该很保守、很排外,但事实上,迪拜却是以非常开放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迪拜的 280 万人只有 15 万人是当地人,其余全部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中国人就达到了 34 万。迪拜人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当成真理的化身强行要求他人信奉。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等,都能够和平相处,互尊互爱。正是因为如此,在最近这几十年里,其他中东地区的国家在为信仰、为利益而互相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迪拜却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的经济建设。

迪拜在200多年前,不过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1799年,这里才开始有村庄出现的记录。19世纪30年代,这里的居民总共不到1000人。50年前,这里都还很贫瘠,和现在海盗出没的索马里差不多,当地人靠卖椰枣、贸易和下海采珍珠为生。迪拜除过其地处亚、非、欧交界处的地理位置还比较优越外,其他大概只能用“穷得兔子都不拉屎”来形容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迪拜发现石油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不过,迪拜的石油储量并不是很大。

迪拜的成功在于当时的执政者充分分析了迪拜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因地制宜地对迪拜的远景未来做了大胆而科学的规划,并一代又一代持续不断、坚定不移地实施下来。

首先,他们将迪拜的发展目标定位为未来中东自由贸易岛的核心地位,并因此把诸多商品降到0关税的程度,以此吸引更多的客户在这里交易。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天空和免税的原则基础上的超常发展模式。

其次,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把石油贸易所得的大量资金都投入到了市政基础建设,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港口、机场和公路。Jebel Ali港1979年就开始投入运作,Emirates航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等阿布扎比和卡塔尔10年前开始发展自己的航空时,迪拜早已远远地把他们甩到了后边。

第三,在软环境上,他们苦练内功,澄清宗教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变管制为引导、服务,建立了一整套高效廉洁的政府班子。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后来都纷纷设在迪拜,迪拜成了真正连接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自由门户。高度国际化的生活环境,高大上舒适宜人的住宅小区不断地吸引着全球人才。包括南亚精英、阿拉伯精英,还有欧美人等,都选择在迪拜生活和发展。2017年5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消息,来自中国的公司在迪拜的自由贸易区也已经超过了150家。

迪拜之所以能够成功,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迪拜形成了一整套令全世界都为之唏嘘不已的“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最”的前瞻性科学思维模式。

他们打造了世界上最豪华的七星级酒店——帆船酒店,一共有 56 层, 321 米高。客房面积从 170 平方米到 780 平方米不等,最低房价也要每天 900 美元,最高的总统套房则要每天 18000 美元。

他们打造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哈利法塔,有160层,高达828米;

他们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购物中心,占地 22.3 万平方米,有 32 个国际比赛专用足球场那么大。购物中心内有超过 500 家零售商,除此之外还拥有健全的娱乐设施,包括迪拜滑雪场——中东第一个室内滑雪场,魔幻星球世界——迪拜最大的室内家庭娱乐中心,还有一个 14 厅的电影院和一个迪拜社区艺术剧院。

他们现在正着手打造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棕榈岛。棕榈岛项目共包括3个岛。据说,这3个棕榈岛建成后,将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在太空上都能看见。专家预测棕榈岛建成后到迪拜旅游的游客将会在未来10年增加6倍之多。

此外,迪拜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最大的沙漠喷泉,等等。迪拜还以活跃的房地产、赛事、国际性会议等近乎世界纪录的特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正是这一连串非比寻常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前瞻性动作,将迪拜一下子推到了世人面前。人们不知道阿联酋这个国家,不知道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却没人不知道迪拜。这个50年前鸟都不拉屎的地方瞬间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目睹的梦幻王国。根据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经商室《迪拜旅游业概况》和《21世纪经济报道》,迪拜现在旅游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20%,只有2%的GDP来自油气。

有人也许会说,迪拜有钱,山西没钱。其实,如上所述,迪拜在50年前也是穷得一无所有,但他们高瞻远瞩,把发现石油后的第一桶金用在了该用的位置上,为后来的持续性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另外,他们在向前迈进的道路上,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迪拜房地产大规模衰退时,他们竟能逆流而上,大举借债,从阿布扎比借来100亿美元,完成了世界第一高楼哈里发塔的建设任务。

雄心、胆略、魄力、格局、胸怀和前瞻性的科学决策,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够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而迪拜之所以成为迪拜不仅在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还在于他们更拥有了那种“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最”的勃勃野心。

把迪拜和山西放在一起相比,不客气地说,迪拜就像是一个站在地球之巅俯瞰全世界的富豪巨贾,而山西呢,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啦吧唧的深山老农。不但长得像,骨子里的思维模式更像。

事实上,山西,除过深居内陆,不具备迪拜作为亚、非、欧交通枢纽的那种天然优势外,其他条件,大都要好于迪拜。山西即便土地贫瘠,好在还是能长草木庄稼的山地,迪拜呢,整个就是一沙漠。迪拜有不多的石油,山西有丰富的煤藏。但迪拜的石油为迪拜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山西的煤藏却给山西的沉沦埋下了祸根——听说山西的煤最近涨价了,我却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谁都知道,山西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定律:有钱时不思变,没钱时变不了。我想与其如此,还不如就穷着,像50年前的迪拜一样。穷也许还能逼得我们变一变。

迪拜能够无中生有,能够在沙漠里打造出诸多的“世界之最”,成为世界最瞩目的富裕地区,使豪奢成为其最亮眼的标签,山西为什么就不能呢?即便我们没有能力去凭空打造那些个“世界之最”,我们至少在观念上也得有这种改变吧?不要忘了,我们那个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古河东地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沿黄河、汾河流域不仅有考古学意义上的丁村遗址、陶寺遗址等,还有尧庙、尧陵、舜帝陵、洪洞女娲陵、运城盐池、万荣后土祠;吕梁山上有永和乾坤湾、吉县人祖山、壶口瀑布、河津禹门口,太行山上有阳城析成山、高平炎帝陵、高平羊头山、长治百谷岭、安泽黄花岭,等等。

如此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把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最初中国”或“中国肇端”文化旅游区呢?

我看不是不能,是我们思维模式出了问题。正如我当年策划《一舌定乾坤》的出版一样,是固有思维限制了我的视野和能力。

25年前我风华正茂时,山西已经沉沦;25年后我两鬓斑白了,山西还在继续沉沦。

山西还要继续沉沦下去吗?

迪拜成功的经验和山西沉沦的教训已经昭示我们:没有思想的革命,便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历史的发展也告诉我们:

有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有了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有了后来中国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成就。

同样,2003年,有了于幼军因《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在深圳全市上下发起的思想大讨论,才有了今天深圳经济持续不断的累累硕果。

是啊,山西不能在原地踏步徘徊了。

山西需要一场从上至下的思想大讨论!

山西需要一场从外到内的迪拜式思维大革命!

2017.12.19.

关于《山西笔记》

这本书读来令人震撼,令人深思,亦令人振奋。这种能秉笔直书且有真知灼见的作品,近来已经颇为罕见了。

——《山西笔记》责任编辑 刘佳

关于作者

李琳之,学者、作家。是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特聘教授、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系列文化纪录片《华夏之源》(暂名,拍摄制作中)历史文化顾问,有多部文化著述行世。其中,《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先后三次被《光明日报》推发专文向海内外读者推荐,称之为“重新观照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国家科学技术哲学首席科学家郭贵春语),《祖先,祖先》在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最受读者欢迎的10本书”的票选活动中,荣膺榜首。李琳之还曾在微信上发表《中国,你欠山西一声对不起》《山西之殇》《文化大省不能总干没文化的事儿》等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波澜,连续几年被各种媒体反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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