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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山西地图


2018-06-11 23:36:42   来源:平客   作者:   评论:0 点击:
山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到第七批,累计有452处,排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4296处的10.5%,比第二名河南多出94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生活的当下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换算到“经济”语境里,山西在全国的文物地位,完全等同于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广东2017年经济总量8.99万亿,占全国10.8%,和山西“国保”在全国的比重持平。
山西有这么多数量和高质量的“国保”,首次揭开其面纱的,是已故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先生。时光过去八十年了,山西一直欠对梁先生说一句“谢谢”。本文之写作,意图弥补这个“失误”,并从感恩心出发,讲述梁氏夫妇的山西故事。
(一)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现在看来,梁思成是其名气最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梁思成本身的学术成就,也因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女士,其才华和颜值,在其时,为其丈夫“增分”不少。

◎ 少女时期的林徽因。
我们无意对林徽因女士“八卦”,但从徐志摩到金岳霖,民国的那些闪烁的名人,已经为其做了最好的“背书”。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同样是民国名士,曾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1924年,梁思成22岁,毕业于“水木清华”;林徽因19岁,随父游历欧洲后就读“培华女中”。这一年,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一齐到美国攻读建筑学。
既是“同学习”,也是“同恋爱”。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结合,时人评之是“新旧兼具”,双方父母“包办”不假,可也给了他们四年时间,去做“男女朋友”。
1928年,梁氏夫妇毕业后,二人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的蜜月旅行没有去某个海岛,而是去欧洲参观了古建筑。从一开始,就“夫唱妇随”,这实在让人感叹,兴趣不仅是最好的老师,还是最好的夫妻。
(二)
把“蜜月”当成“学业”考察还不够。1931年,梁思成从工作了两年的“东北大学”辞职,一头扎进了“中国营造学社”。
现在的东北大学是“985”,“211”,但在那时也不差,是张学良亲自任校长的“公家单位”,而“中国营造学社”是不折不扣的私营企业,不要说没有什么“五险一金”,就连办公都凑合在天安门内的旧朝房。
但这里研究的是中国古建筑啊,社长朱启钤先生,对中国的建筑、工艺美术、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早在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以规划建筑之眼界,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成为今天北京中山公园的前身。
30岁的梁思成选择在朱老板这当一个“临时工”,还是因为心心念念的“中国古建筑”。
(三)
当时有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不无得意的放言:在中国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了,要想看留下来的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代作品。
日本近代建筑史学博士伊东忠太,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 中写道: “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 不论历史, 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怎么着? 中国人连自己的艺术和历史都搞不了?连中国建筑教材都得由日本人来编?
现在我们觉得这些话很愚昧,但在当时,“中国古建筑”没有学科,也没人去研究去寻找去调查,到底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木构建筑,分别从属哪些年代。这些事,只有“中国营造学社”在做。
梁思成加盟后,中国营造学社从1932年开始,首次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田野调查。
能否寻找到中国大地上的唐代建筑,成了梁氏夫妇的一个共同的“中国梦”。
(四)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这是林徽因在散文《山西通信》里,第一次描述初来山西的印象。
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山西寻访唐代建筑,前后共有四次。
这第一次,便是在1933年9月4日,梁氏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等一起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了山西大同。他们此行相继考察了华严寺、善化寺、大同古城、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虽未发现唐建,但却意外让世人第一次认知了应县木塔。
在来山西之前,应县木塔只存在口口相传的“华北四宝”中:“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但是梁思成翻遍了北京图书馆,也没找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木塔现在还存在吗?她长什么样?
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兵荒马乱的八十年前,寻塔心切的梁先生在妻子林徽因的描述中,呈现出一副可爱的猴急模样,今天读来,亦忍禁不禁:
“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 ‘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 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摘自1933年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林徽因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
怎么办?山西的木塔成了梁思成的“情人”,最可怜是连面都没见过一面,就害起了相思病。
异想天开的梁思成,为想着提前见见木塔的模样,竟想着交往一个山西的“笔友”。说干就干,他想着应县应该有一个照相馆的,就寄给“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一封信,东拉西扯了对木塔的“思念”之因,还在信中附了一元钱,烦请给对方拍一张木塔的照片再给寄回来。
最早的微信“摇一摇”功能,在梁先生这里试验成功了,应县某某斋的某先生,收到了梁思成的“漂流瓶”。他给北京的梁思成回寄了应县木塔的照片,但并没收取那一元钱,而是希望梁思成给他邮寄一些北京的宣纸作为报酬。
而今,梁思成在第一次山西之行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应县木塔的跟前。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宋至和三年),由地面到塔尖高66米,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构架建筑。 在应县梁思成和他的同事莫宗江紧张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完成测量。
站在塔前,感到“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的梁思成,盛赞“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我们现在觉得应县木塔是山西的标志和骄傲,但在梁思成发现之前,只是停留在一个口头的“华北四宝”的传说,也从未在建筑学上,上升到一个中国木构的艺术成就上,去认知她独特的意义所在。所以从这一点上,应县木塔能有今天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梁思成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还是请梁先生自述测量木塔时的惊险一刻:“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60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冒着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之中,梁思成完成了对应县木塔千年以来的第一次精准测量,给后世留下了一份详实的历史资料。

◎ 梁思成应县木塔手稿。
(五)
除了发现应县木塔,梁思成的第一次山西之行,还有对云冈石窟的思考:
他说:
“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八十年后,我们回味这段话,依然能够感受云冈石窟带给梁思成先生的震撼和启示。反过来说,今天的大同,如何在山西,在全国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使命,不妨从梁先生的思考中寻求答案。
(六)
梁氏夫妇的第二次山西之行,是在1934年8月,时隔一年后,他们接受美国朋友费正清、维尔玛夫妇的邀请,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消夏。峪道河就是今天的山西汾阳市峪道河镇,当时每到炎炎夏日,英、美、法、荷等欧美洋人就会来这里避暑。

借避暑消夏之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对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一带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古建筑40余处,比如洪洞广胜寺。 
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评价说:飞虹塔(广胜寺代表建筑)其结构之法,在我国尚属初见,走上这半丝光线的峻梯的人,在战栗之余,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
但他们第二次山西之行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晋祠。
说到晋祠的发现,首先归功于林徽因的偶然一瞥。在从太原到汾阳的途中,“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望着那正殿的一角侧影,爱不忍释”。那“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令梁氏夫妇自责起对“名胜”惯有的怀疑。
后人评价,梁思成固然有“学者必备的稳重作风、严密思维和踏实精神,可是平心而论,在才情上,他显然逊于夫人”。实际上,林徽因是一名建筑学家,更是一名诗人,而诗人的才情在于有一双美的眼睛和心灵。若不是林徽因“只不过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发现了晋祠的建筑之美,何来其后返回时的专程探索?
梁思成林徽因在其后所整理的《中国建筑艺术二十讲》中,第十六讲中专门收录了晋祠。晋祠的园艺布置,唐槐周柏,以及圣母殿建筑,让梁林二人目不暇接,自是种种感叹:
说入口布局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过于初时的期望。无以名之,只得叫它作花园。其实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
说唐槐周柏
所谓唐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奇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池水清碧,游鱼闲逸,还有后山石级小径楼观石亭各种衬托。各殿雄壮,巍然其间,使初进园时的印象,感到俯仰堂皇,左右秀媚,无所不适。
说圣母殿
晋祠圣母庙大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几成方形,在布置上,至为奇特。殿身五间,副阶周匝。但是前廊之深为两间,内槽深三间,故前廊异常空敞,在我们尚属初见。
(七)
然而我对他们的第二次山西之行,特别是这次“晋祠之旅”,最感到深刻的印象,是梁氏夫妇的可爱之处。
他们自认为凡是“名胜”的地方,最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晋祠离太原近在咫尺”,但“我们亦未尝预备去访‘胜’的”。这和他们后来在车窗上一瞥,即被美丽的建筑侧影所“勾引”,而形成“前倨后恭”的态度,让人捧腹。
因此即便到了晋祠门前,他们还是忍不住埋怨晋祠“建筑太像样”,顺带挤兑了乾隆皇帝一把,“如果花花簇簇的来个乾隆重建,我们这些麻烦不全省了么?”
这里的“麻烦”不是什么“麻烦”,而是他们在“发火”。梁氏夫妇来到晋祠时,已经在山西汾河流域徒步考察月余,身心疲惫,但还是想停下来为晋祠考察做半日勾留,他们带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拼命心理”,挤着充满臭汗车厢的公共汽车到到达晋祠,又从“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在大堆行李中捡出我们的‘粗重细软’——由杏花村的酒坛子到峪道河边的兰芝种子——累累赘赘的,背着掮着……”

两口子心里有气啊,本来自认为晋祠没啥好看的,但看了一眼后就“认输”了。看就来看吧,交通又不便,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只能“露宿或住店”了。这么热的天气,又背这么多东西,瓶瓶罐罐,都是山西的朋友送的,总不能扔了,背着有这么沉,我们是来学术考察好不好?
气撒到谁身上?150年前的乾隆先参惨遭“躺枪”,然后就是“发现近代名流所增建的中西合璧的丑怪小亭子”,然后又在看到金人献殿时,吐槽“两个近代补铸,一清朝,一民国,塑铸都同等的恶劣”。
不吐不快,梁氏夫妇后来为抢救北京城,和彭真、吴晗公开争论:“在(保护北京古城)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求真务实之学术精神,是贯彻梁思成夫妇终身的。
(八)
回到山西话题,1936年冬,梁思成与莫宗江等在赴陕西调查之前,途径山西之时,对1934年在汾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古建筑,进行了测绘,这是梁思成第三次山西之行。
三次山西之行,从晋北的大同到汾河流域的太原、晋中等地,一直未能发现唐代建筑,难道真得如日本学者所言,中国的地面上,已经找不到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了吗?
转眼来到了1937年6月,梁氏夫妇准备第四次踏足山西。
这次意义非凡的考察旅行,从此成为他们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而山西古建筑的大唐面纱,也即将迎来在国内首次被揭开的历史时刻。
(九)
唐朝,从公元618年到907年,289年的时光,成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记忆。1000多年过去了,难道中国大地上,真的找不到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了吗?
三次山西之行,并没有挫败梁氏夫妇的信心。相反,随着每次都有重大的惊喜发现,他们相信,现在距离那个梦正越来越近了。
梦的启示来自五台山。一次偶然机会,梁思成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录》一书中,发现了对五台山全景的描述,在壁画中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佛光寺”这个名字,像一道“佛光”一样,霎那间从梁思成林徽因的心里闪过。
梁氏夫妇很快到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计》等相关志书,从中寻找任何关于佛光寺的只言片言,据历史资料记载:
引用:佛光寺号称五百里清凉山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建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之时被毁,12年后,随着李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改变,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再度募资重建,从此该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大寺之一,开始了香火绵延不绝的生命历程。
如果这座佛寺存在,自是一座意义和价值极具重要和非凡的唐代木构建筑。一边是山雨欲来风声不断的北平战事,一边是神隐千年迫切面世的唐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就在这样的时机和心情中登上了北平发往太原的火车。
到达太原后,由太原乘汽车折向北行,行驶了128公里后,道路泥泞,山道崎岖,一行人便弃车换乘毛驴,左摇右晃行进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
想象一下八十年前的这幅画面,颇多感慨,黄昏映照下,民国年间最负盛名的一对才子佳人,出现在山西大地上,驴背上的他们盎然十足,夏日的阳光照亮他们年轻的脸庞,他们兴奋的指着前方,而背影将他们拉的很长……
(十)
沐浴在晚霞余晖中的佛光寺,以恢弘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雄姿,傲然屹立在苍山翠海之中,他这样安静的静静的,似乎等待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千年了。
但是梁氏夫妇,并未敢断定眼前这一座古老的寺院,来自唐朝。他们与这座寺院相隔的时间太久了,久到无法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打声招呼。他们只是看到他,建立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几十棵古老的松树半遮半掩,年代太过久远了,整座寺院沉重的让人压抑,同时散发着一股破败与荒凉的气息,只是院中那座高耸的大殿,仍具有雄伟的身姿和磅礴的气势,泰然自若的矗立在那里。
而寺院门外的这群人呢,一千年来,太多太多这样的造访者到过这里了,善男信女,兵痞强盗,达官显贵,文人骚客,路人乞丐。这一次,他们又是谁?
就在寺院和造访者,互相小心翼翼的接触猜疑中,寺门在吱扭扭声中打开了,走出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名年幼的哑巴弟子。请吧?
(十一)
对佛光寺的考察验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先是蝙蝠精和臭虫怪“发难”,为寻求建筑的年份,梁思成一行爬上阁楼时,才发现里面埋伏着几千只蝙蝠,成群结队的聚集在脊檩上方,“如同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涂抹了上去”,密集恐惧症者恐当即昏倒。而在周围大小梁的周围,则爬满了专靠吸食蝙蝠血为生的臭虫,顶棚上面“积存的尘土,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手电照过去,“蝙蝠惊飞,秽气难耐”。
“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再者是制作脚手架“难题”,为看到大殿梁檩上题字的全文,梁思成请求寺内老僧找人帮忙搭一个脚手架,但当地人烟稀少,找了一天才找到两个老农民,众人一起动手,又用了一整天时间,才勉强支起一座可以工作的脚手架。
“我们已急不能待地把布单撕开浸水互相传递,但是也做了半天才洗出两道梁。土朱一着了水,墨迹就骤然显出,但是水干之后,墨色又淡下去,又隐约不可见了。费了三天时间,才得读完题字原文。可喜的是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
最神奇,也是最关键的发现,还是在林徽因这里。
林徽因的远视眼,使她最早发现梁檩上“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这和她在阶前石幢上看到的字迹一样。石幢落款刻写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两相对照,证明眼前这座寺院是来自唐代无疑。
神奇就神奇在,佛光寺的建造者是一名女性,整整1080年后,发现她的还是一名女性。冥冥之中,是否天意如此?也正是在此刻,梁氏夫妇突然醒悟,原来第一天在大殿看着身着便装,谦恭的坐在佛坛那位女子塑像,并非传说中的武则天,而是梁檩和经幢共同文字记录中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 梁思成佛光寺手稿。
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感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十二)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佛光寺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离开之时,林徽因不舍了。她再次走进,那座贮藏着大唐文化鲜活骨血与生命的大殿,与美丽的“宁公遇”合影,心中生发出强烈的感念之情。

◎ 林徽因与“宁公遇”合影,其时年32岁。
“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林徽因这位女弟子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大德仕女,于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当林徽因向她的丈夫轻声耳语这句话的时候,梁思成没有说话,只是将妻子紧紧搂在怀里。
梁思成一行离开佛光寺之际,告诉寺院老主持,“我们写信寄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老僧双手合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而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可,368公里的北京卢沟桥响起了枪声……
只是当时梁氏夫妇一行并不知晓,他们继续在山西停留,“越过北台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工作了两天,才听到卢沟桥抗战的消息”。想到“当时访求名胜所经的,都是来日敌寇铁蹄所践踏的地方”,不免痛心万分。
梁氏夫妇最后离开山西的路线,因“北平形势危殆,津浦、平汉两路已不通车”,只能“北出雁门,趋大同,试沿平绥,回返北平”。“我们又恐怕平绥或不得达,而平汉恢复有望,所以又嘱纪玉堂(同行助手)携图录稿件,暂返太原候讯。翌晨从代县出发,徒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就匆匆分手,各趋南北”。
我们今天看到的梁思成林徽因绘制佛光寺图稿,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种种挫折”。为安全起见,最先从北京转移到天津,又由天津转移回来,在“由社长朱桂莘先生嘱旧社员重抄”,然后拖带到上海,再由上海邮寄到内地,辗转再三,只为在战火纷飞的时刻,寻找最可能保全的一席之地。
(十三)
林徽因1955年就去世了,享年51岁;梁思成先生也在1972年离开人世。
从此,一代才子佳人,骑着毛驴在山西寻找唐代古建筑的故事,成为人间绝唱!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应归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山西,是梁氏夫妇的“福地”。但是反过来说,今天的山西“国保”数量能排名全国第一,在全国有这么重大的影响,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八十年前的考察,起到了重要的路标性作用。八十年过去了又如何,你看网上多少人还在按图索骥,来山西重走梁林之路。
有很多的遗憾,因为战争的来临,梁思成和林徽因还是没走全山西,四次山西之行,全在晋北和晋中。梁氏夫妇没有到过的晋南和晋东南,一个是以“国保”单位数量90处,而排名全国地级市第一的运城市;一个是宋辽金以前的古建筑80座,占到中国半数的长治和晋城市。
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从未到过晋南和晋东南,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憾事。
我们还是要感谢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百年来的山西,因你们的来过,山西的故事从此多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你们让山西,不再乏味到只能谈论黑色的煤铁,以及萎靡不振的经济、涣散的生存状态、滞后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我一直觉得,落后也好,失败也罢,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山西人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彻底迷失了自我。
我们讲不好山西故事,就是因为丢失了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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